杨行密与孙儒之间的淮南生死对决，始于大顺二年七月，最终在景福元年六月迎来了结局。这场持续三年的历史性战争，深刻影响了十国的命运，牵动了无数人的心。
大顺二年七月，孙儒突然发动了对扬州的火攻，并迅速集结起一支五十万人的大军，决心一举铲除淮南的劲敌杨行密。这一举动迅速激化了双方的冲突，局势骤然紧张。而此时，杨行密的谋士戴友规也迎来了关键时刻。自从杨行密的第一谋臣袁袭去世以来，戴友规一直是他最依赖的重要人物。戴友规曾在关键时刻劝说杨行密坚守宣州，展现了他在杨行密心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。
如今，局势急剧变化，戴友规再次进见杨行密，他不客气地分析形势：“孙儒的兵力不仅众多，而且极为精锐，大部分来自蔡军。蔡军军风凶狠，士兵骁勇，甚至有食人之事发生。相比之下，我军大多是淮人，身材矮小、体力较弱，实力悬殊。若是在平等的条件下与敌交战，我们恐怕难以取胜。更何况，孙儒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，足足是我们的数倍。”说到这里，戴友规的语气愈加沉重，“眼下孙儒已经驻兵在城下，帐篷如林，大敌当前，急需一员能独当一面的将领。”
展开剩余76%杨行密听后心中一震，他明白戴友规所言不虚，局势紧迫，必须做出迅速而果断的决定。于是，他决定重新启用田覠与刘威，尽管两人在之前的战斗中屡次失败，但此刻他们的能力依然至关重要。杨行密深知，如果不及时调整，整个局面恐怕将难以为继。
景福元年，局势终于发生了转机。常州自刘建峰离开后，陈可言占据了该地，而常州对于淮南来说极为关键。这个地方不仅是孙儒、杨行密和钱镠三方争夺的焦点，而且控制了常州，就能掌握南北交通要道。此时孙儒正忙于攻打杨行密，几乎无暇顾及常州的战事。正当局势胶着之际，张训带领大军直奔常州，目标明确，志在必得。
然而，常州的守将陈可言却完全低估了局势，在敌军临近时依然愚昧地选择开门迎战。若他选择弃城而逃，或许还可保全一命，可他在慌乱中与张训交战，最终不敌，一剑丧命。杨行密听闻这一结果后，评价道：“一剑下常州，岂不壮哉！”张训的胜利不仅为整个战局定下了胜算，更为其他将领带来了极大的信心。
紧接着，陶雅接到了杨行密的命令，要誓夺润州这一重要战略地。润州，古称京口，坐落于长江之畔，是浙江的门户，一直是孙儒的重要粮道。虽然陶雅的名声不如李神福响亮，但他却一步步稳扎稳打，最终在杨行密的支持下成功占领了润州，切断了孙儒的关键供应线。
然而，孙儒并未因这次失利而气馁，他依然在宣州指挥着战斗，并试图通过与盟友时溥的合作突破困局。时溥在徐州集结了三万兵力，计划通过楚州进攻扬州，试图稳住孙儒的后方。可惜，时溥的一举一动都在朱全忠的监视下，消息一旦泄露，杨行密便迅速派遣张训和李德诚迎战。寿河之战中，张训与李德诚联合大破时溥军，斩首三千，极大鼓舞了淮南的士气。
时溥的形势愈发艰难，在失去楚州后，他的部下张璲与张谏纷纷投向朱全忠阵营，时溥的支持力量逐渐瓦解，最终在燕子楼自焚而死，留下了一个孤独的结局。
随着战局逐渐倾向杨行密，他的军队在广德频频获胜，孙儒的阵营一个个被击破。而更加不利的局面接踵而至，持续的大雨让孙儒的蔡军遭遇水土不服，瘟疫蔓延，士兵士气低落，粮草短缺。此时，杨行密再次派遣张训，直接切断了孙儒最后的粮道——安吉。
眼看局势更加不利，孙儒决定派遣刘建峰与马殷前往周边州镇寻找粮草，但始终未能获得应有的支持。孤立无援的孙儒，内心充满了不安，预感到大劫将至。此时，淮南军队如同顽强的生物，凭借着几乎没有希望的局面逐渐扭转战局，蚕食孙儒的实力。
当孙儒曾经的骄横气焰逐渐消散，死亡的阴影悄然笼罩其上。曾以食人肉为战术的蔡军士兵，在这场雨中纷纷染上瘟疫，而孙儒也不幸中招。杨行密得知孙儒病倒的消息后，毫不犹豫地决定发动最后的进攻。
此时，田覠与安仁义出奇不意地展现了出色的作战能力，他们快速突破孙儒的防线，攻无不克，一路摧毁了孙儒五十多个营寨。命运弄人，孙儒此时病得虚弱，根本无法反抗。
最终，田覠亲手捉拿了孙儒。关于孙儒的被捕，史书中有两种说法：一是田覠亲自擒获了孙儒，二是孙儒因病重，部下失去信心，将其交给了杨行密。不管哪种说法，杨行密最终果断处决了孙儒，并将其首级送至京师。
曾经的枭雄，十国中的“大魔王”孙儒，最终在与杨行密的生死较量中败下阵来。而杨行密通过这一场以弱胜强的巧妙胜利，最终稳固了自己的地位，成为十国中最为强大的国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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